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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 李慎之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也是二十世纪对“五四”的最后一个十年祭。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的精神虽然长期湮没不彰，但是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五四”的精神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它是全人类的需要，更是中国人民的需要。
　　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前乎“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战，应该说都标志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
　　“五四”在八十年前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不但现在还谈不上超越，而且还远远没有达到。
　　“五四”运动从来就有宽窄二义。窄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北京几千学生，以北京大学为首，游行到天安门，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开大会，发传单，一直到火烧赵家楼，反对北洋政府向日本出卖主权，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的一场学生运动。广义的是指大体上从一九一五年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即改称《新青年》）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声威以及继起的历次群众运动而影响日益扩大，总的来说，它确定了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白话文与新文学由此推行到全国而且扎下根子而不可逆转。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思潮也由此大规模地引进中国。除此而外，“五四”的影响还及于社会和政治方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导源于“五四”，中国国民党因此而改组，中国共产党因此而成立，影响十分深远，只是它的启蒙的目标还没有完成。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合两者而言，而尤其指一般名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　　
“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现在有些人把“五四”的精神归结为爱国主义。这当然是有根据的。八十年前五月四日那一天使北京学生斗志昂扬、壮怀激烈地走向天安门的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五四”的意义却远远不是爱国主义足以概括的。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五四”看成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开始，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契机，也是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契机，其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其意义当然远远超出爱国主义的范围。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二百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由专制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当然，中国文化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是可以称为博大精深的，然而作为其核心的却是专制主义。连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艳称的“天人合一”，其政治上的含义也是天子承天命以御天下。中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与概括最为深刻简练。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这实际上就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旧时中国人家里的堂屋中都供着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中国人历来就生活在这一张从天到地，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网罗之中，直不起腰来。对迫切要求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的“五四”先贤来说，就是要引进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民主”与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亦即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这个要求，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为《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已露其端倪。他揭橥办刊的宗旨为：（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办了三年，出版满三十期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除了积极拥护者外，也招来了“八面非难”，因此陈独秀又在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的罪案没有。请你们不要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因《新青年》而在八十年来流传全国，深入人心。这确实是“五四”精神，但是要进一步了解“五四”的“人文精神”，还得深究一下“五四”领导人的主张。
　　“五四”运动，按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说，“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当时“最尖端”的主张：
　　胡适之言曰：“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的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还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陈独秀之言曰：“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响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人权者，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体也；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志，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至于被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护法的蔡元培，姑且不提他说过“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为现代共和国家‘绝对之原则”’这样一些名言谈论，仅以陈独秀在纪念他的文章中说的，他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焕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已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正是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由此可见，“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至于还有一位“五四”运动中特别杰出的人物，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不但以其文学的天才刻画出在中国人在两千年的专制主义下受扭曲的性格，如阿Ｑ和《狂人日记》中的“我”，大大扩大和加深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且也在思想战线上树起一面不朽的个人主义旗帜，而且在晚年和蔡元培、宋庆龄一起组织保卫人权大同盟，为确立和发扬中国的民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约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七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在海内外忽然兴起了一种论调（大概是因为探索中国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二十年的“极左思潮”与十年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吧），据说中国之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五四”精神过于激进的缘故。据说“五四”先贤的思想以“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为代表，主张彻底推翻中国的旧文化，结果使中国社会失其统绪，中国传统价值完全失落，社会无法维系，遂致造成后来的十年浩劫。
　　“五四”先贤的思想过激了吗?
　　胡适是“文学革命”开第一炮的人，他自己也因此而“暴得大名”。至今中国文人可以下笔万言，洋洋洒洒地用白话写文章，都应拜他之赐。当时在主张保存古文的人如林纾到胡先骕这样的人眼中，他已经是一个过激派了。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以“宽容”为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他往往因此而倾向妥协，遭人诟病。然而，他本人倒是立场一贯，守正不阿，到晚年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呼吁蒋介石开放民主。如果胡适还要被称为过激，那真不知天下还有谁不是过激派了。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当之无愧的第一员猛将，反对起作为儒学用以维系社会的精髓的“名教纲常，君道臣节”来，真有千军辟易的气概。但是如果说他全部否定孔子，也是诬蔑不实之辞。他不但在一九一七年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而且在二十年后的垂暮之年还作《孔子与中国》，其中明确地说，“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
　　何况，据罗荣渠考证，“打倒孔家店”之说，出于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的序中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句话，其中并无“打倒”字样。后来，倒是张申府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事实上，多亏“五四”先贤们的努力，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只知道孔子说的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苛政猛于虎”“和而不同”“天下为公”……这样一些话，而不像八十年前的人们(不仅是知识分子)所领会的，极其繁琐的、据说都是孔子说的或转述的，一体遵行不得有违的那一套“周公之礼”了。那套细致严格的规定，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中言之略备，现在是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弄不清了。把这一切统统忘掉，是中国的一大进步。但是如果要怪罪“五四”先贤为何非孔，那么看一看倒是有益处的，那一套是非“非”不可的。
　　确实曾经提出过“全盘西化”，后来又改为“充分世界化”的胡适说：“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此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他同我们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相连接起来。”
　　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称的“综合创新”或“创造性的转化”吗?
　　所谓“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
　　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曾有过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只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传统实在太长久，太深厚。谁叫我们早早当上了世界第一大民族，而且还是四夷“向风慕化’’的“天朝上国”呢？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从戊戌到五四，不论看起来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何等强烈，其实还是刺激不到深处，刺激不了全民。中国传统文化托体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四万万（现在是已经超过十二万万了）”的这个庞然大物，真是有足够的生命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来包容、来消解，尤其厉害的是还可以篡改与转化这些刺激，使许多一度反对之者最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而以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它是对“五四”精神的完全背离与反动。
　　正如几十年来不少中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染缸，不论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染成一团墨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继承“五四”先贤的志业，进行持久、的全面的、认真的启蒙，历史不但已经重复了，而且还不是没有可能再重复，至少至今还没有能看到足以防止的保证。
　　我们当然不能对历史提出苛求，但是从学理上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确实还不够全面。第一，“五四”先贤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儒教，却放过了其实同样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正统的法家。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三纲之说起源于儒家还是法家？结论还是归到儒家。然而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却正是以反儒任法而统一中国的。其次，“五四”先贤还有赞扬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其实农民革命胜利的结果还是回到专制帝王的统治，两千多年来未尝有一日脱出这个循环。
　　中国近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特性是重视思想学术与而轻视政治的作用。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就是政治，就是政治的运作和制度的建立。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政治—伦理哲学”，然而很多人都不去注意既然是政治—伦理哲学，它对两干多年来的政治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起了什么样的主导与轨范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百年来受到某些挫折以后卷土重来的一次强烈表现，它在政治上大搞个人迷信，在伦理上强调斗私批修，总之都是要扼杀个人，扼杀个性。
　　宣统逊位以后的民国历史实际上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在起作用的特点。虽然风云多变，然而草蛇灰线，轨迹宛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还不过瘾，非要当皇帝不可。虽然只当了八十三天，但是一方面天下嚣然，一方面群臣劝进，这是最初的表现。贤哲如孙中山，因为政治运作的需要，还说“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蒋介石是在“五四”启蒙运动以后，以革命的名义誓师北伐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的，他利用民族主义来转化人民的自由要求，做得尤其巧妙，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和“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口号，作为排斥异己实行独裁的理论基础。抗战胜利之后，还在南京演出了一场献九鼎的个人迷信的国粹丑剧。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学者受了他几十年的教育，但是却很少有人研究，既然“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就不能不“实质上”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农民革命初起时，总是带有特别“平等”“自由”的色彩，即所谓“哥不大，弟不小”，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古训。
　　年青时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的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是十分深入的。一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又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谓大匠不但示人以规矩，而且示人以巧了，但是言之者谆谆，听之者藐藐，很少有人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大革命起源与成因。
　　毛泽东在年青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时期，（据他自己对斯诺讲）又对胡适倍致敬仰，但是，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到了晚年更是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对农民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提示，尊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正脉。五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巩固政权之所必需。到文革中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出来批判，又在中国历史上举出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四个人许为同道。到文革末期批林批孔的时候，他还举出了一个盗跖以反衬孔子之恶。盗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农民起义领袖了。自他以下，毛泽东对不少人都有过评论，最著名的如大跃进期间号召全国学《张鲁传》，学习五斗米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精神。
　　以上是指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作而言。就意识形态而论，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提出扬法抑儒，而且提出儒法斗争是中国思想政治史的主线。说实在的，当时颇有一些自以为对中国历史有点知识的人口虽不言，实际上是腹非的，我自己就是一个。现在想起来，毛泽东的确可称独具卓见。不过说儒法斗争，也许还是说儒法合流或儒法互补更妥当一些。他说，“千古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后一句是批郭沫若扬儒抑法之非），实与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相一致，也与许多史家评中国历代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相一致。如果我记忆不错，朱元璋就曾因为孟子倡言“民贵君轻”，差一点把他革出文庙，不得配享从祀。法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值得大加重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总之，以我愚见，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决不可能仅仅因为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年内思想“过激”就能产生出来的。何况，“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除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而外，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新村主义，……不一而足，还有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甚至还有张东荪的主张只立不破、以新换旧的
“不骂主义”，倒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只可惜这样的多元化在法律上并无保证，政权还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不过由于军阀混战而控制力稍松，暂时放出了一批牛鬼蛇神而已。至于这些思潮中哪种思想后来被历史选中，只有整个文化传统才是其答案。顺便说一句，当时名高一世，以后也可能名垂千古的《新青年》，起初销路只有一千份，以后也没有超过一万五千份。这个数目怎么看都不是能说是很大的。
　　海内外某些学人之指责“五四”过激，一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正是“五四”时期，从俄国输入了马列主义，当时称之谓“布尔什维主义”，中文有的即译为“过激主义”或“过激党”。但是它在“五四”时代，也不过是“百家争鸣皆欲以其学易天下”中之一家而已。
　　而且，照研究“五四”的左派历史学家的判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倾向，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见李新等编《伟大的开端》二二二页）。
　　另外，中国人之接受马列主义，不但因为其思想吸引力，更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就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当北京学生与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日本二十一条企图鲸吞中国而列强装聋作哑之时，加拉罕代表苏维埃政府对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建议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虽然这一宣告由于弄不清楚的原因，一直到一九二○年三月才到达北京，而且北洋政府还称之为误传而拒绝与苏俄政府谈判。可对中国人民来说，它同日本与其他列强的态度却形成了如同黑白的对比。同是一个俄国，革命以前同革命以后，对中国和世界的态度就全然改变，成了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要想使中国人不闻风响应，并且想进而探讨所以有此改变的原因，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各国中，共产主义思潮强过于中国的国家并不少，但是它们后来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所以，外铄的、思想的原因，未必就是中国后来走向“极左”的根本原因，只有“极左”这个词儿倒是外来语，而且确实是与马列主义有关的。当然，苏联模式，或者干脆就说斯大林模式，对中国所起的坏作用不应低估，但是它顶多也只能是辅因，而不能是主因，主因还是要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中去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模式的“主动创造”特别多，中国人特别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足以证明这—点。
　　还有人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大力提倡“经济自由主义”，这话在今天看起来尤其重要，因为中国自古重农抑商，专制帝王还一再扼杀市场经济。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不重视经济的缘故。不过“五四”时期正是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第一次得到机会大发展的时候。而且在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课程实际上都是沿着严复开辟的路子，祖述亚当斯密的学说，亦即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中国人作为全体真正意识到“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是到二十世纪末的事情了。
　　我浅陋不学，于外国的事情所知极少，不敢妄议。但是总觉得民族国家虽然在它最早的发源地——欧洲已开始弱化，却仍然还是今天世界上最根本的单位，仍然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的历史趋势，大概总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其根源。（本文的“文化”一词均取其最大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内）我们如果能够探究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的来龙去脉来，也许对其他在现代化道路上蹭蹬不进的国家也会有借鉴意义。至少对与中国有近半个世纪在意识形态上相似的俄国，对与中国同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印度，很可能如此。甚至于我们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同是近邻的日本，上个世纪末就由落后国家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这被称为第一次开国），又在二次大战后努力发展经济（这是所谓第二次开国），有“经济优等生”之称，被西方人称为“名列世界第一”垂二十年，实际上成为“亚洲价值”的代表与样板，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忽然泄了气，现在又面临第三次开国的任务了。这些国家的兴衰升沉也许都有自己深刻的历史背景，有似乎马克思所谓“死人拉住活人”之说。以我之陋，不敢深论，只能以此一孔之见作野人之献曝，供世之博雅君子参考。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归于夭折的历史，前几年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征之上述蒋介石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压制中国人要求个人自由的事实也自有其道理。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恰好发生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后，主权不保，国将不国之际，“五四”运动不但抵制了这一类卖国行为，而且使民气高扬，思想学术界与整个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中国古训“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外国也不乏国家振兴于危亡之际的例子，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平心而论，如果抗战军兴，主持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能够实行共产党提出的“三七五减租”和各界开明人士所提出的各项民主改革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局面也许就会有很大不同。又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各项政策，也包括民主启蒙的政策，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又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只是我这样出生在“五四”以后的老人根据亲身经历提出的一些猜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历史不能假设，追悔是没有用的。更何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它又把自己曾经建议过的各项政策，连同“仁政”一起一概斥之为过时的、甚至反动的，径自进入社会主义。启蒙也就成为既陈之刍狗了。
　　说到底，启蒙这两个字原来是外来语的翻译。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长长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付出了血、泪、汗的代价以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总算取得了可观的进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即使过去有过，现在也不应当再存在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可以顺顺当当地完成启蒙的任务了。固然“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这样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年的话，早已不入于当代青年之耳。但是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不妨提一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IMB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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