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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重铸中华民魂——使民以“诚”

　　当今中国改革最需要，也最被忽视的是重铸诚朴、质真的民魂。即民之“诚魂”。重铸民魂的问题，实质是重铸文化、再振中华的问题。改革若不不触动这个层次，不触动国民的“灵魂深处”，是绝无成功可能的。
　　目前中国存在的最根本问题不是国企问题，也不是腐败、民主问题（这些问题只是现象），而是“民心不诚”的问题。这里将其归结为——“形式化人性”问题。什么是形式化人性，扼要讲就是——国民基本性格、秉性中，侵入了过多的形式化、虚设的成分。即我们的当今文化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内在强大特质，它促使各类国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本然、如真的自己纳入某种“形式化的人性模式”之中。然后又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形式化的自己”视为自己，展现给别人。人人以“形式”面对，“形式”对“形式”，久而久之，便逐渐形成、异化成了反差很大，近乎分裂的，面具化的“形式民性”、“形式文化”。即真实的自己、真实的社会同形式的自己、形式的社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脱节、扭曲。
　　现今国人对家人、好友所说的话，与他们在单位、社会场合所说的话，几乎完全是两套（或多套）语汇。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感同身受（这使人想起《聊斋》中“花面迎逢，世情如鬼”的句子）。《中央电视台*法制经纬》曾报道，某地一女教师因侵占同事借其名存的款被起诉。她在法庭慷慨申辩说，"我是人民教师，我总教育孩子们做好人、做好事。我能做这种事吗？"。结果在多人确凿指证下露馅。这段新闻给人印象十分深刻！类似这样的生活事例想必国人决不陌生。当然此现象最为突出的，莫过于目前的贪官们的“面具人格”了。如近日报载，舟山海关关长陈立均“躲在走私分子别墅嫖娼，却又收养了一个患心脏病的女孩”。大贪官成克杰（广西副主席）在大肆侵吞广西公款的同时，不妨碍他在电视镜头前深情地述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等等。笔者前一段即有一次亲身典型事例。前月修电脑，由于本人不在行，跑了好几趟，吃了很多亏。最后一次打的抱回家时谈及此事，一位很文化的的哥给了我最大的同情，对国人的低素质给以严厉抨击，并讲了一个令人感动的例子。说一国人在德国向一老太问路，之后找了一会儿还找不到，谁知那老太竟一直跟着他（知其未真明白），最终帮他找到。听后我宽慰许多。到家了，我看了看计价表，"15元"。使我苦笑不得。此趟路这几天走得太熟了，从未超过11元！这件事可以说是我写此文的一个契机。因为任何间接报道、抽象归纳，都远不如亲身经历来的深刻。
　　这些当然是少数集中的恶劣表现。大多数国人似乎并不至于如此。可是下面的习以为常、视若民俗的“形式民性”现象则是每个国人都难逃干系的了。如送葬时的“大哭模式”、喜丧事的“大随礼模式”、饭馆聚餐后的“争买单模式”、爱化妆女同胞们趋之若骛的毛戈平式的“面目全非模式”，以至电视主持人们脸上的“堆笑及布道模式”、电视记者采访的“摆拍模式”、文艺电视节目中的“假唱”、“假笑”、“假对话（导演出的笑、对话）模式”、影视剧中情节、表演的“概念化模式”等。甚至目前正播出的堂堂“奥迪车”广告片里，一位“险些”被撞的美女也要专门摆出一个“优美”的惊恐姿态。国人们似乎对这些充斥他们生活中的、百害而无一利的、甚至令人作呕的这种种“模式”、“形式”乐此不疲，或麻木不仁。特别是国人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的回答竟大都象背社论、念道白一样，全无自己真实情感、想法。无怪乎，我记得听到过多位外国记者惊叹：中国人好象全都是“天生的演员”！
　　这种民性包括官性的最大的社会（个人也同样）危害是，它使人们往往以种种形式化的完满、虚荣为满足（这是相对很容易作到的）从而必然严重地忽略了国家、社会（个人）实际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隐患。并且随着这种脱节日益严重，遂使得也许早点正视、解决便可消弭的问题、隐患终将酿成最后不可收拾的地步或结局。远的有“甲午”、“庚子”之难。建国后有大炼钢、浮夸、集体食堂等“自然灾害”。其深刻文化原因无不源出于此。特别是目前我国这种“形式文化、人性”现象有明显加深恶化之状，大有酝酿一场更大社会灾难之势。如我国虽大力宣传“法制”，但整天忙活的却实际仅是形式上的“法制”。（现代化社会的根本标志之一是“法制”。即社会运行主要靠“法”来调控。而“法制”则仅指法律制度、法规。前者是实质，后者是“形式”。）媒体报喜，什么改革以来制定了几百个法律、律师、律师所增加多少倍。可实际状况是，我国“人治”本质没有任何实质改变，司法腐败越演越烈。教育界只抓什么升学率、校园建设、合并大校、设奖金等这些热热闹闹的政绩。而我国最大的教育问题，死背书、学用脱节问题未见半点改善。国家经济支柱的“国企”改革，改了20年。改的全是形式上的花架子。什么法人代表、股份制、董事长等至今国企“政企不分”这个简单但关键的实质内容没有丝毫改变。特别是“三年国企搞活扭亏”。看来今年到期差不多了。可实际上所谓“扭亏”主要靠的是“债转股”、“减税费”、“优惠、变现”等“人治”手段凑成的“政绩”，图个“面子”而已。国企机制搞活问题没有半点起色。官僚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去认真从干部体制、制度制约上解决实质问题，却轰轰烈烈大搞什么“年轻化”、“知识化”、“三讲”、杀那么几个贪官等这些形式秀。这解决了半点实质问题没有呢！贪官、腐败，真能靠“年轻”、“知识”制止吗？能靠什么“三讲”“讲除”吗！难怪老百姓早就把“三讲”、“反腐败”歌颂为“认认真真走过场”了。外交调门、门面越来越强硬，而实际外交举措越来越软弱。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全国，势已没改。据权威机构统计，，我国目前的商业欺诈（实质是人性欺诈）竟高达整个商业活动的78%。老百姓们无不感叹，现今除了当妈的外，世上不假的东西太难找了。最强的反差大概莫过于全国学习那种严重背离实际社会生活的“模范人物”（如雷锋、孔繁森等）的号召与现实生活的背离了。全国人民在单位、大会小会上大讲特讲学这些“口号化模范”。可他们的真正现实生活跟这些“形式”根本就风马牛。可全国上下则习以为常，两者并行不悖。不过现实社会的“归谬法”倒是时常推出些生活小品，让世人偶然才可觑到此世风之荒谬。如前一段报载，有位战士在军队学雷锋太投入了，复员后仍在乡里到处学雷锋。结果被家人误以为脑子有毛病扭送到神经病院去了。
　　这就是目前吾国吾民“形式化文化”之一斑。一言以蔽之，即民魂伪矣！民心不诚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若是建筑在这样的民魂、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何其危矣！何其悲矣！凡有识国人不难从中体察出切肤之叹！圣哲朱熹早有此察：“诚，五常之本，百行（为）之源也。”吾文化亦早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历史总结。换句话说就是，吾国之芸芸众生、众官若不能“诚意”的话，则此“意不诚”必将导致“心不正”。民心不正，则国人必然是修不了身，齐不了家，最终便必然是治不了国，乱了天下！
　　这种“形式化文化、民性”，其实并非中国目前才具有。它实质上是自两千年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并且这种文化特质还曾对中国中世纪的辉煌起了重要积极历史作用的。
　　“形式文化”根源于中国以“礼”为统治核心的文化形成之时。即儒学成为中国统治文化之时。其根本特点是，由圣人、精英概括、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统治）规范和社会人格模式。然后由统治阶层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些规范、模式宏扬、推行给社会及国人。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坚持“三纲五常”基本原则两千年不动摇、提出大量的《烈女传》、《孝经》、忠臣榜、仁君录等社会“模范人物”，搞疲劳轰炸、轮番熏陶，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终于形成了，中国人自一懂事起，家里家外就必须要按大大小小的规矩、模式行为、处世的强大文化氛围。如弟恭、兄谦、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友悌、臣忠、君仁等等。这便是“形式文化”、“形式民性”的根源。
　　应强调的是，这种“形式文化”、“儒家文化”对使中国从以春秋战国时代为极端的礼蹦乐坏、伦常混乱、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中走出来，并保持了数千年基本统一、稳定，使中华文化成为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蒙昧时代，没有这些社会、人格框框套住、约束住社会人群是，社会是绝无可能稳定、持续、繁荣发展的。这是一条历史规律。西方也有“文化框框”，只是相比儒术来说太拙劣了。用什么原罪说、绵羊说，进天堂说吓唬民众，使其安分。效果自然是有限的。结果并为挽救、延续下来他们的古文明和民族纯种。从今天欧洲人杂色头发中，我们可形象地读到西方中古世纪社会持续动荡、民族杂交的历史。民族反复杂交虽然培育出了西方人目前的“优势人种”，但他们的中古文化是失败的。这也是西方人近代对人、对畜特别崇尚“纯种”的历史心理原因之一。（以纳粹德国尤甚）。当然，历史是辨证的。历史的甘蔗没有两头都苦的。西方基督文化百害而有一利，即奠定了西方文化是“反形式”的，“原恶”或“原罪”文化。即无形中充分正视了“人”的“恶本性”。从而充分强调了，教化的“内心救赎”、“自我灵魂救赎”的文化特质。在上帝和自己心灵之间排除任何虚设的“模式”、“形式”。这便形成了西方人近现代崇尚本真人性，尊重、容忍几乎是任何怪异、变异的现实人性表现的文化特征。而这种救赎式的求真人性文化，经“新教改革”这一重大历史改造后，形成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主流。由于它极大地适应了以资本主义为开端的工业化的“现代化社会”，西方世界一下子爆发起来，远远将过去远远超过他们的古中国的辉煌抛在他们身后。
　　从古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文化辉煌中，我们可概括出这样一条历史定律——社会文化反映社会现实的真实度决定了该社会的发展速度。当然，此规律还可从另一条“人性定律（性格定律）”中推出。即：一个人的秉性、基本自我体验与他的真实自我或社会现实的符合度，决定了他社会发展的成功度。（关于此定律的推导从略。）儒家形式文化，仁义忠孝等比旧基督教、天主教的“原罪羔羊”文化现实得多，所以产生了中国中世纪的辉煌。而西方经新教改革，将救赎文化从蒙昧状态解脱出来，其求实、求真的“新救赎文化”，又远比儒家文化极大地适应了商业化、工业化社会。从而产生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辉煌。（至于目前中西方文化又都处在历史危机之中，以前有论。此略。）历史定律的作用十分清晰。
　　也就是说，儒家形式文化把我们推向了中世纪辉煌。同样它又把我们死死地拖在了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末后。因为，形式文化，模式人性与现代社会高度复杂、辨证、变化的商业化、工业化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其实，形式文化的消极性，荒谬性即使在中国古代辉煌时期，也是明显存在的。最残酷的大概就是，烈女殉夫，乱女沉塘之类的了。不过最生动、深刻的恐怕莫过于一个“古段子”（出处忘了）。说是有三个秀才相约次日郊游时各带一壶酒，到时合在一起喝。而当转天三位喝酒时都发觉喝的全是水，却都不动声色，皆曰："好酒！好酒！"此段子可谓我们形式文化、形式人性的“极致”。原因很清楚，不要说中古蒙昧时期，就是目前发展多了的中国，要想使社会大多数成员真正做到儒家推出那些规范、君子风范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在长期的，上千年的这种文化氛围、社会压力下，虚饰人性、面具人性、多重人性就必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必然、无奈的选择了。只是时至当今之中国，如前所述，这种“形式文化、民性”因种种原因演变成一种“最后的疯狂”或“墒化，”。刚刚还在搜狐网上看到一位叫何路先的12岁小学生说，“我讨厌大人的书，大人的书有三个特点：夸张、假和套话”。我以为这个对成年世人的评价是很典型的。内蒙古有句不错的谚语，“只有孩子和狗最能识别好坏人。”虽说任何谚语、格言都是片面的。但此谚语用在此处可谓恰倒好处。另一方面，社会统治者久之也不得不以这种模式化的方式引导国人，引导社会。引导国人当然指推出“社会模范”。引导社会的例子如八股文，科举、各式各样的封彰匾牌等。现代中国有一个深刻的实例说明这种社会引导方式。即当年，当有人对浮夸风提出异议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转引自反思文章里《庐山会议实录》241页）提出一个模式，然后用各种方式迫使社会、民众往这个模式里套。（《烈女传》、《百孝图》、孔繁森等的作用亦然。）
　　这种“形式文化”、“形式人性”、“形式社会”的最大消极作用就是，无论是微观社会成员还是宏观社会本身，不能真实、冷静、深刻地正确认识自己，发觉自身真正的弱点和不足。甚至习惯成自然地，往往对自己的弱点、不足采取形式化处理，处理成了形式上的优点。然后对自己的“优点”视而为真，浑浑然安于其中。以此方式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心理平衡。（这种状态的极端表现或警示性概括，就是鲁迅概括出的“阿Q”形象）。于是，弱点、不足就统统“不存在”了。但是，这些弱点、不足不但实际上存在，而且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没有被人重视，不仅决不会自行消失,而且必定会越演越烈，逐渐积累，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毁灭性结果。（社会、人生都是如此。）如前面提到的夜郎大国的晚清，几次三番宣布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前苏、竭力要把西方、港台人民救出“水深火热”的毛中国等。前面也提到，目前中国也正处在这种浓厚的“形式文化”、“模式民性”社会氛围之中。这种文化现实，严重脱离了中国目前的实际现实生活。其中尤以性禁、法治、三讲等为最著。此外值得特别顺便一提的就是，社会反应强烈的，在教育贫困、科技贫困、西部贫困、上千万下岗工人贫困的现实背景下，社会竟出现令人瞠目的千万元一场的文艺晚会、耗资巨大的大剧院、世纪坛等“面子工程”。由上述种种可知，所有这一切文化上都根源于“形式民性（包括官性）”，或“民性不诚”。故而，同样依据上述“文化发展一般规律”和“人的性格发展一般规律”，尽快根本调整严重脱离真实生活现实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民性，就是中国深入改革的当务之急了。最具可比性的历史实例就是欧洲的“新教改革”。没有“新教改革”，就决不会有后来的欧洲工业化（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新教改革，正是欧洲的文化和民性改革。它具有深刻于政治、经济层面的社会根本意义。对此，恩格斯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加尔文（即新教）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能，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可摆布。（马恩选集3-391）”这里，恩格斯突出指出了这种“文化改革”体现出的，它与现实社会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
　　至于如何在目前中国进行改造我们的“形式文化”、“形式人性”的文化改革或“中国的新教改革”，此文就不多述了。这要靠众多有识国人、网友的共同努力。不过有一点应是最根本的，这就是最大限度地、逐步地让国人一步步地“反朴归真”，使民以诚。用各种方式力造一种彻底、酷毙的“求实、求真”的社会文化氛围，甚至不惜“矫枉过正”，残酷地追求、正视残酷的真实、现实。其中最根本的又应是最大限度地让国人（包括官员）讲真话，率真性、表真情；我就不信，让国人讲了真话，率了真性天能塌下来。相反，不让国人讲真话，率真性，天可真是会塌下来的。如西周那个倒霉蛋儿周历王，还有前苏等。其实，中共在小平元年时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是，这个路线当时过多地具有政治斗争工具的意味，致使这个“实事求是”路线本身后来也差不多变成“形式”了。目前中国急需的是，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全方位的，真正深刻触及人们灵魂的“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至于这个“文化革命”宏观上具体怎么搞法是次要的。关键是社会主流及国柄掌持者们是否对此有清醒、危机意识，对国魂、民魂衰蜕至此是否有切肤之痛。知耻方有后勇，知难自可兴邦。知道自己病了，病在何处，病就好了一半，如何治其病就是枝接了。衵?br>不过，笔者深知，此文所言在极为浮躁的目前中国，不过是烟云过眼。不过是聊发忧国之闲情罢了。玩玩学术随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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