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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 思“忧 思”
——也谈语文教学的改革
元元
1997年《北京文学》编发了《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等一组文章,1998年,《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结集面世,今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又在《冰点﹒专题》专刊中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三位大学教授(实为钱理群﹑童庆炳﹑王尚文﹑孙绍振四位)评1998年语文高考试卷》。语文教学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新闻价值一再飙升。我是中学文教师，教语文是我终生的职业，这一再的热点自然引起我的关注与思考。
语文教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很多语文课乏味低效，中学毕业生的语文水平很不遂人意，这是事实。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则说法不一。有责备教材陈旧的，有指斥教法僵化的，有归罪考试桎梏的，有痛骂“工具说"的；当然，也有很多身在一线的语文教师，包括笔者在内，认为语文课乏味低效的病根在于缺少一个标准和体系——一个符合学生认知实际的，严密而科学的课程标准和教学体系。
也许有人会问，在教学的诸多要件中，关键不是教师吗？是的， 是教师，无论何种教材，何种考试，都需要教师依据学生认知实际作出合理的处置。科学的课程标准和教学体系则能够指导和规范教师的教学，使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众所周知，一位师范院校数学系、物理系的毕业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中学的教学工作，因为，学科有它们各自的学科体系。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可没那么运 气。他在大学学的语法体系、文学史体系的专业知识，他所熟知的文章拆解分析法，与学生对母语的认知实际并不一致。他们往往需 要深入到教学，深入到学生中去若干年，才能积累经验，摸索到一
些规律。全国几十种语文报刊，稍加浏览，便可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中学语文教师都在照本宣科，徜徉题海。当然，那样的教师毕竟不少。怪谁呢？大学没有教会他——合格的中文系毕业生不是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中文系也无奈——它没有深入到中学生群体里，也没有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现成资料.没有的东西要靠我们去建设，很多语文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进行着这项光荣而艰难的建设工作。在科学的课程标准和教学体系形成之前，更多的语文教师也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着符合中学生认知实际的改革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对语文教学产生忧思是正常的，我们对生活中的许多事物都不尽如意，忧思是绵绵永恒的。健康的忧思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它应是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它应是有益于改革，有益于建设的。是否符合，是否有益，需要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民主的讨论，才能做出判断，决定取舍。而眼下的某些“忧思”，却另当别论。
按理说，“忧思”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是可以有益的讨论的。对问题的认识也可以在共同切磋中深入下去，乃至接近问题的本质与关键。让我们且举《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中的若干例子探讨一下。
“首先是教材陈旧、落后”——教材陈旧与否， 不能简单以年代论定。脱离时代背景去品评一篇作品是不公允的。
有人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实际上，如果没有科学的标准， 就不可能构建真正的人文性教材。一时间，众口纷纭谈“人文”，而这“人文”又被赋予了五花八门的内涵。有的认为“人文”即道 德；有人认为“人文”乃文学；有的认为“人文”是思想教育；有的将“人文”与政治连线挂钩，而这政治又左、右异端。试想，若连“人文”为何物尚不清楚，并且连“当代生活”尚不能认识，幻想那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议论精辟、文字精彩”的“人文”教材，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呢？简单几句就断定教材“陈旧、平庸”，不由使人们忆起杜甫“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的名句。
《雨中登泰山》“写景有堆砌罗列之嫌，太‘死’、太实， 缺乏意境和神韵”——李健吾先生的这篇散文雄浑厚重，正如泰山的风貌意蕴。凡登过泰山的人，瞻仰过巉岩上层层叠叠的磨崖石刻，抚摸过经石峪坪上水漫的大字，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若要
轻灵飘逸的文字，应当去描摹钴鉧潭西的小丘，去勾勒大观园迎门的“曲径通幽”假山石。
《雨中登泰山》有这样一道思考题:“作者下笔是样点雨的？收笔又是怎样点雨的？这样写有什么作用？”“加下划线的这问句，我敢断言此文作者李健吾先生是肯定答不上来的。而且，任何一作家在写作时都绝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换言之，只有自己是毫无写作经验的人才会想得出这样荒唐可笑的问题。”－这也太武断了吧？先勾销李健吾，再推及所有作家。你不同意吗？那么，你便是那种“毫无写作经验的人”。李健吾先生已经作古，幸好他的文字还在。在他的《我和〈雨中登泰山〉》一文中具体介绍了自己构思、选材和谋篇的经过。文中说：“文章的主题精神就 在写‘雨’与泰山的关系。”如此看来，开头和结尾怎样“点雨”，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换言之，若李健吾先生连与主题精神密切相关 的这一点都没想好就贸然动笔，那才是怪事。《手记》开头点明“走出H中学”的大门，“我的教师生涯也许就此结束了”；结尾又再次点明 “我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再去当教师”，难道不是谋篇的结果？《忧思录》一书中《我的教育梦——代序》开头描写“梦”，结尾祈愿我的‘教育梦’
能梦想成真！”难道也不是谋篇的结果？“从古到令”的“名篇佳作”，那些精妙的开篇点题和收篇点睛，绝不都是妙手偶得；当然，我们也不认 为《手记》和《代序》的作者一定是“毫无写作经验的人”。“朱自清《背影>后面有一道善于课文理解的练习题：联系上文， 揣摩下边的句子的含义，选择正确答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A、因自己聪明而沾沾自喜。B、反语，悔恨自己太笨。 C、恨自己未能体会父母的深情。D、觉得自己聪明过头了。”“这种题目扼杀了“无数少年的生机和灵气！”——综观四个选项：A、是错误的理解，B、D、是表层的理解：“联系上文”揣摩句意，只有C最恰切。 作者那种“缅怀”中的“苦涩”与“悔恨”也全容含在C中。四个选项不只有对错之分，而且还有优劣、深浅之别：不只考查了结论，而且包含着对思考过程的考查。教师完全可以根据选择的取向辨明学生思维的层次，给予针对性的指导。这分明是一道很有训练价值的好题目。当然，根据不同的检测需要，也可以改换题干，或转换为多项选择题。即使主观作答，大致也只能分为ABCD四个方面，难道就可以囫囵了断，全对了之吗？那样培养的究竟是“生机和灵气”，还是“含混与荒芜”呢？
“还有比滥调更误人子弟的判断题，如：A、描写梅雨谭的绿， 观察点是梅雨潭。（ ）‘标准答案’是‘梅雨潭边’，因此，这道题是‘错’的。D、最后通过想象把梅雨潭的美提高到了神妙的高度。（ ）‘ 标准答案’是‘把梅雨潭的绿的美……’，因此上题也是‘错’的。我不知道这样的题目，除了出题者，还有没有第二个人能做‘正确’？” ——这又太绝对了吧？《绿》是朱自清先生的名篇，单就语文报刊上发表的
评论文章，宏观的、微观的都有，总不下百篇吧？观察点是“潭”，还是 “潭边”？描摹与讴歌的对象究竟是“潭”，还是“绿”？既不是个支节问题，也不是个故弄玄虚的问题，只要有起码的阅读习惯，只要能定下心来，本是 不难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基础，第二个问题更涉及到全文的思想感情。优秀的语文教师自会以此为契机，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那种认为“只是苦 了当学生的，除了绞尽脑汁，努力去捉摸出题者的思路和死记硬背之外，似乎别无他法”的教师，还是应虚心一些，多学习一点为好。
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例举。平心而论，《手记》的作用，作为教龄不足一年 的中学语文教师，能以“忧思”之怀想到语文教学中的诸多问题，本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可惜，“思而不学则殆”，缺少必要的学习与请教，这一步就迈上了另 一条路。当然对我的辩驳，也会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家本可以研讨、争论，即使不能形成共识，也会共同深化对语文教学改革的认识。可惜，《手记》作者没 有这点心术，没有这种目的。动不动就指责“烦琐、怪异、刁钻”，斥做“歪点子”、“歪题”，一派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架势，全无建设意见。我们本也在 为语言教学的现状忧思、实干，现在不禁再添一重忧思：《手记》作者，究竟是要推进语文教学改革呢，还是要在这一领域掀起一场文化“革命”？
我们的忧思，不久便被今年4·26日《中国青年报·冰点》进一步证实。这第257期《专刊》是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形式，大字报的语言。整版 正中是刊题《三位大学教授评1998年语文高考试卷》，“教授”二字极大，居高凌下，俯瞰“语文高考试卷”，这实在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造型。“语文高考试 卷”，六个字框在“黑牢”中（幸好没有打叉子），“高考试卷”四字更是被压挤为蜷成一团的字体。
再看《按语》。
“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是产生当前语文教育诸多弊端的症结所在。它捆住了广大语文教师的手脚，窒息了语文教学的生机，也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使语文教学越来越走入死胡同。”——
所谓“共识”，真是大言不惭。我来自中学语文教学一线，和众多师生有密切接触， 对高考试题做过深入研究。我们的“共识”恰恰相反：在语文教改的诸多方面，高考试卷是成效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它逐渐为众多的语文教师所认识，有力地推进着 语文教学改革。《按语》的所谓“共识”，只不过是一些既不懂高考，也不了解中学语文教学的人们的“共识”而已。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东西，必须对旧的一套进行彻底的清理和反思。”——这是典型的“不破不立”的思维模式，遵照这个模式，我们曾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常识更告诉我们，当你否定某 种东西时，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论证一下：我们要用什么来代替它，我们又能用什么来代替它。
再看经《手记》作者整理的四位教授的宏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说：“面对着这份高考语文试卷，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脑子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两大部分、六大项、三十五小题、十大页，据说有一万二千字的标准化的考题，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我感到生命的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与痛苦之中。”——钱先生有如此的主观感受，我们难以评说。只是这“一万二千字”不知是据谁说来。为了验证真伪，我特别花了三十分钟，一字字细细数来，整个试卷全部字符共6502个。其实钱先生连续几天，面对试卷，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时候，何不静下心来，将字数数上一数，也可不上“据说”之当啊！连用三个“大”字，真有点曹雪芹摹写荣国府“大门”、“大石狮”、“匾上大书五个大字”的笔法。钱先生是想借此把“莫名的恐惧与痛苦”传递给读者和“决策者”吗？“这种‘考试’其实就是更为高明的‘带头羊’”“这才是要害所在：‘往哪里去？！’”——听了钱先生所讲的“山羊”故事，我倒想请问一下，您可知这“山羊”从哪里来？“君从故乡来，当知故乡事。”语文高考试题正是摆脱了死背结论 的桎梏，冲破了语法学与文章学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束缚，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其中既有改革的眼光，更有实践的勇毅。高考语文试题当然并不完美，但在保证体现语文是 文化载体的前提下，也在努力体现对考生想象能力、联想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的要求。在人们共同的关护下，假以时日，它本会更出色的。当然，若已认定它是“山羊”，那 又会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题目本身：《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就已经规定了写作的内容、价值取向。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考生的思维与写作，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公共意志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想象、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而且是 强制性的。”——的确，尽管考生也可以自拟题目，但既给定了参考题目，也就作出了限制。考试只能考命题作文，命题的本质就是限制。难道不用“符合社会公共意 志与规范的”标准去限制，而要用违背这一“意志与规范”的标准去限制？难道“个人意志”就一定与“公共意志”相背离？即如1998年作文题，难道“追求坚韧”、“战胜 脆弱”竟是造成“恐惧与痛苦”的原因？这倒使我想起发生在H中学的一件事。语文课讲信封的规范写法，一个同学偏要违反规范，并质问老师：“我那样写有什么不行？”老 师说：“那样写收信人收不到信。”第二天，教师收到一封信，信封是那个同学用他不
规范写法写的。这是件很耐人寻味的事，这个同学的“个人意志”张扬了，可他给邮递 员添了麻烦，它向社会索求了特殊服务。这种违反“社会规范”的“个人意志”，是应
该鼓励的吗？我们的人文教育，素质教育不应是这样的吧？至于“这届考试中就出现了 大量的‘父母双亡’”，这种说法大约也是“据说”来的。我参加了1998年高考语文阅
卷工作，并未见这种“大量”。这大约又是为了昭彰“扭曲”而做作出的扭曲。退一步 讲，就算真的有几个学生虚构了“父母双亡”，在这“虚构”中想象自己面对的生活状
况，承受的心理压力，又有何不可呢？鲁迅先生可以想象自己死后苍蝇落在脸上，学生 怎么就不行呢？不要想象不行，有了想象又恐惧、痛苦得责备“瞎编”、“扭曲”，这
路到底该“往哪里去”呢？
“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人才’呢？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正确地理解“他者”（这“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 且是国家级器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的‘齿轮与螺丝钉’。”
——所谓“标准化”的试题是前所未闻的。有一个概念叫“标准化” 试题，即以统计、测量为基础的测试。钱先生所说的“标准化”试题应是指有标准答案的试题吧？对于没有答案的试题和用这种试题 进行的高考，会是什么样子，我实在难于想象。再说“正确、准确地理解”试题乃至“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就一定那么 可怕？就一定会荡尽思想和创造性沦为奴隶于工具？这种简单、单一的逻辑倒教我们联想起偏执、幼稚地“儿童性格”，联想起简单 机械的直线运动。再者既然钱先生承认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的双重存在，就应承认“齿轮和螺丝钉”的必要。我们长说“素质教育” 的核心便是培养学生在社会上牲畜的能力。文学界、思想界、学术界如何看待双重机器，那是大家各自的良知与责任。但是有什么理 由要求中学生（他们大多数未成年〕从学习的初始阶段，就努力成为阻塞机器链条的石子？有什么权力要求中学语文教学和考试承担 造就“捣毁机器者”的使命呢？这倒实实在在成了个“往哪里去” 的问题了。
“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从科学主义与繁琐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作为研究鲁迅的一流学者，钱先生应当对中国社会有深切的了解。 钱先生不止一次坦诚地说，中国社会较“五四”时，并无多大进步。如果，中国社会距“五四”的“科学”理想尚相距甚远，那么，钱先 生今日反“科学主义”的呼吁，只能看成是一位学者在较高层面是未雨绸缪的呼吁，而非现实的忧思。单就语文教学而言，叶圣陶先 生二十年前“建立严密的科学的教学体系”的倡导，也还只在少数课题中培育。若说语文教学中有什么“科学主义”的束缚，那真有点“杞人忧天”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重大性，这样的讨论必须是民主的，应该让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并展开充分而平等的讨论。”
----这倒是钱先生论文中颇有见的的一笔，可惜它大约也只是美好愿 望。现今的新闻炒作中，一边倒的是“忧思”，因为它顺应社会浮躁与急功近利的“左”的心态。你想要务实地、冷静地思考与讨论，谈 何容易。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自己陷入了悖论：我这篇文稿，如能原貌问世，参与钱先生希望的“充分而平等的讨论”，那我在庆幸之余，还是会郑重地向新闻界致歉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先生说：‘我肯定是不会考及格的……’”“读完1998年的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仅通读试题就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其中有些试题的题义还 是不太明白。”“对于这份是通读总的感觉是：繁琐细碎，歧义叠出，设置陷阱，为难考生。它不能真实地测试出学生的语文能力，倒能 使无能者‘蒙混过关’。”-----看来童先生是初次见到语文高考试题。师范大学中文系，培养语文教师是它的职责，即使是博士 生导师，也不应忽略这根本性的职责吧？若如是，那么，对高考试题应是早就耳熟能详了。“通读试题就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大约每 分钟70多字，可以说是一字一顿的精读了。我想，与其过谦地做“自己肯定是不会及格的”推测，倒不如真正认认真真做一遍。一小时二 十分钟之外，还有一小时十分钟，完全可以写完作文。我逐题为童先生做了估测，因此敢断定，只要不怀有成见的故意，童先生肯定是能 够及格的；若再请个中学教师讲解一天半日，得个百分以上的优秀成绩也在情理之中。说道“设置陷阱，为难考生”，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不具备如此性质的考试，请童先生拿一份无疑点、无难点的试题出来看看。而且，高考多年的实践表明，它有很好的测试选拔功能。1998 年高考，市重点北京四中语文平均成绩110分，区重点北京十中则不足100分；北京西城区平均成绩100分，房山区则不足90分。事实胜于雄 辩，统计数据比教授更有权威。“不能真实”、“蒙混过关”，这种
臆测倒只能靠教授之名“过关”了。
“9、填入横线处的几句话，排列恰当的一项是：国务院早就要求沿淮企业必须限期停止向淮河排放污水，可是这个厂的领导却一直置若罔闻、拖延推诿___________。……C、既不传达上级指示,也 不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以致环保工作没人管,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此题判断排列顺序，出得不合理，甚至有思想上的毛病。按出题人的 意思，应是C项才正确。意思是先要‘传达上级指示’，再‘购置污水处理装置’，然后再说明‘环保工作没人管’，最终导致‘污染问题越 来越严重’。其实，这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在我看来，这四项都可以作为正确答案。譬如，先购置污水处理装置，再传达上级指示就不行 吗？譬如，先说明‘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再追寻原因，指出环保工作没人管就不行吗？譬如，先说明‘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再追究原 因，指出环保工作没有人管就不行吗？”----对这道题，请允许我摘引北京阅卷点一位中学老师的分析：“置若罔闻，拖延推诿”两 个词语的排序制约着后边内容的表述，“既不购置污水设备，也不传达上级指示”与给定的语境连接不顺，应筛选掉。选项中“以致”后边是 陈述“这个工厂的领导”的错误做法直接造成的后果的。“环保工作没
人管”是第一重后果，“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又是上一重后果的后果。 所以排列恰当的一项只能选C。最基本的语法知识告诉我们，“既……又”是表示并联关系的关联词语，这里只有一个与上文照应的问题，基本没有 “先购置”“再传达”的时间先后问题。是不是童先生一看到把“国务院领导”放在前面，就认为有“思想上的毛病”呢？后半倒置因果就不顺畅， 为什么说一句话，一定要以不顺畅来体现“活泼的思想，鲜明的个性”呢？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饭前便后要洗手”的次序问题，你非要“饭后便前 来洗手”，以体现个性自然也没什么不行，只不过不卫生，容易拉肚子而
已。教授面对的是博士生,可以这样；中学素质教育面对的是未成年的中学
生，责任心告诉我们：那不可以。“这两道古文题，问题也很多。古文阅读是一个多读多背的问题， 考古文的语法来学习古文，我认为是行不通的。17题考‘以’字的用法，
我认为没有必要。题目又出得刁钻古怪，实在太难为学生。21题，我看了 几遍，始终没有看懂题意，而且在看了答案之后，也还是看不懂。这里会有什么分类问题，亏得出题的人想得出来！”----这里让人不懂 的问题真的很多。“古文阅读是一个多读多背的问题”，这是阅读，高考怎么办？考“多读多背”吗？“考古文的语法来学习古文”，更让人摸不 着头脑：是“考”，还是“学习”？何况举出的两道古文题并没有考“语法”
呀？两道题考查对八个句子的理解，几乎覆盖了选文全篇 。17题考“以”， 21题考分句关系，那只是考点，以点带面，实在是一巧拨千斤的好题。17题
不需考生确切解答，只需比较判别，明明在降低难度，怎么成了“刁钻古怪” 呢？21题懂了全句，分句间关系自明，怎么会一再“不懂”？倒真是难以“
想得出来”！题目好坏，还得由实践检验。17题区分度0.297，21题区分度 0.277，都是很不错的区分度，显示了相当好的选拔功能。
“第Ⅱ卷第三题是一段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说明文字，要求学生分析判断。”“我们目前语文课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现在语文考题还要受‘科学’的‘侵略’。出题人连一点‘语文本位’观念也没有，我 怀疑出题人是不是文学‘出身’？”——这里显然把“
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并且将“科学”、“人文”中排斥出去了。如果这种排斥成立，那么，以“科学”、“民主”为口号的“五四”运动——中国
“人文精神”的启蒙运动启不是荡尽“人文”了吗？四分之三的考生报考理工 类院校，即使是文史类考生也不应完全脱离科技类读物。150分的试题，科技阅
读试题只有10分，就被斥为“连一点‘语文本位’观念也没有”，这未免太耸人听闻了吧？“我怀疑出题人是不是文学‘出身’？”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语文，
不知童先生是否分得清楚？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怀疑童先生“中文系教授” 的资格呢？
“第Ⅱ卷，对《报秋》一文的考题，反映了目前中学语文课以零碎的字、 词分析，把有生命的整体的作用，宰割成‘碎块’的作法。”——世上万事万物，都既离不开综合，也离不开分解。一个国家要分成若干个省、市、自 治区；一个国务院要分成若干部门、司、厅、局；马路要分上下道、快慢线；就是我们的教授去医院，也要分着去内科、外科、耳鼻喉，总不能去囫囵科吧？还是哪个 现实的问题：分解也罢，“宰割”也罢，不这样，如何考？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尚文先生说：这道题分明就是一个‘被切成块’的、‘虚假的、供教学用的高龙巴’。”——王尚文先生说的是1998年试卷的一道“标点题”，可是只字未提试题的标点问题，而是对试题材料的“文学性”，抑或“评价性”议论滔滔。对此，我看用不着我们再来饶舌了，让我们引用童庆炳教授的话来回答王尚文教师好了：“文学接收是个性化行为，读者可以这样或那样理解作品，这是读者的权利，你有什么资格规定那种理 解就不正确呢？连大学者蔡元培都可以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你有什么理由把对某篇作品的理解‘定于一尊’呢？”这可真是“无端更渡桑 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王尚文教授比最没有“人文精神”的语文高考试卷更没有“人文精神”了，童庆炳教授未免太不留情面了吧？还有一层不能不提，王尚文 先生是仅就命题材料的“疏陋”提出批评，并善意地提出“今后应以为鉴”。整理
编选的人却凭空看出“标准答案的荒谬”，对此种“指鹿为马”的行径，我想，王 先生也不会欣然颔首吧？回到前面提过的话题，这些批评，《手记》也好，《忧思》也好，《三教授评》 也好，如果只限于学术争论，如果不作人身攻击，那么无论多么尖锐，都还是有益的。我们提倡的忧思，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是建设性的，是“改革忧思”，而这种 务实、建设、改革的忧思正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但是，很可惜，上述“忧思”，是“假、大、空”的，是盛气凌人的，是破坏性 的，其实质是全盘否定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乃至八十年语文教学的成果，他们吹的
是“文化革命”的号角，用的是“大字报”、“大批判”的语言。
在“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先生”的长文中，我们便分明看到了这种语言，听到 了这种声音：“人神共愤”，其“刁钻、恶毒、阴险、愚昧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承传化作了疯狂”。 出于这种激昂，孙先生号召“让高考从全国大一统的镣铐中解放出来”,
并预言，这样做“除了危及国家考试中心的一些先生的饭碗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 危害，相反，将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孙先生的号召，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我们姑且不论，如果他不是用“镣铐”、“解放”这种革命式的
思想方法，对待高考方式的讨论，那还可以说是建设性的。很简单，改革是离不开继承的，即使实现了高考从全国统一转到地方、院校，也还是需要对现行高考丰富经验的继承的。砸烂、打碎的“革命”，只能使考试与教学走一个大弯路，那非但不会“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而只会“贻害无穷”，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 时间已经不多，时代不允许我们重蹈覆辙。至于“饭碗”云云，实在让人觉得既可卑又可愤。考试中心国家机构，它的工作人员以及它延聘的命题组专家，承担的是国家公务。任何人，有什么权利用如此卑微的心态去品评呢？前面说过，语文高考试题是从旧式“文字学”、“语法学”体系中走出来的，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前驱，也是成效最显著的一个领域。试题并非没有缺点，历次高考过后语文界众多专家、教师都会提出很多批评、建议，考试中心和命题组是虚心接纳的。如今又向社会广泛征集试题，这一切都是为了改革大业。今日，仍需面对收旧思想，积极做出引导的高考试卷，又横遭“革命派”蛮横辱骂。从这个层面看，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倒是真令人肃然起敬，他们
工作的神圣与艰难也不能不让人为之拍案一争。话题回到孙先生这里，我该说些什么呢？我想说：“如果孙先生还有起码的知识分子的良知的话，是应当为自己那些过激的言辞，向那些被伤害的同志郑重道歉的。”
让我用件轻松的轶事结束本文吧。一次听钱先生讲鲁迅，钱先生讲到鲁迅作品中的两重关怀，对我很有启发。在送钱先生回寓所的途中，汽车开过了头，过了钱先生的归家应走的路口。这一过头，在北三环上再难折反。我对钱先生说：“您看，这里也存在两重关怀：一重为您的归家。一重是条哲理-----事情过了头，要返回也难！”
今天在忧思中，想到这件轶事，其中的哲理，倒成了我忧思的核心----中国，再禁不起折腾了；中国语文教育，也禁不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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