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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向自己？逃向未来？

近来看了摩罗的几篇文章，心情之沉重，灵魂之颤栗自不待言，于是很有话要说——

（一）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造就了中国人的奴隶性格，这种奴性在阿Q身上表现得最典型，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时而自轻自贱到令人心痛的程度，时而又自高自大到让人作呕的地步：一句话，对生命的极端不尊重。这种不尊重指向自己是自暴自弃，指向他人就是凶残暴戾，前者在小说中揭露得很充分，后者则主要是通过阿Q对革命的幻想和希望落空后的报复心理来揭示的。通常情况下，我们取前者；特殊条件下（比如“文革”），后者就会暴露无遗：两者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就像自卑和自大一样。

（二）90年前封建帝制被推翻，20多年前骇人听闻的“文化革命”被终止，而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除了鲁迅——他生前身后还不断遭到或恶意或善意的误解和无端的谩骂，有谁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扛起沉重的闸门，放进一些光明到这个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来？又有谁义无返顾地承受着炼狱般的灵魂拷问？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者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一旦堕落，其肮脏和丑陋远甚于普通民众，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已卑鄙无耻了几千年。我不认为知识分子有资格以救世主的姿态来教训民众，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救出自己”。易卜生说：“你想要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尺牍》84）茨威格说：“既然我们认为抗争是没有用的，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逃，逃向我们自己。既然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挽救个性，那就只有从自身做起来保住个人了。”（《世界正变得单调》）而我们这些“不成器”的知识分子却是逃向了体制，卖身求荣，——这本来就是一个娼妓化的时代。

（三）一个不懂得自尊自信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强之路的。我还是坚持认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既不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不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甚至也不是什么反腐倡廉，更不是打假治劣、打黄扫非、打黑除恶、“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频繁窜门拉关系搞小团体等等等等，当然这些事情都是要做的，但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改造民心，重铸民魂，我们要花至少100年时间来努力完成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事情。这个任务主要由学校教育来承当，相对于这个任务，现行教育体制包括内容、形式和方法等需要彻底改革。改革的主题是尊重生命。生命的本质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没有自由就没有尊严，没有尊严就没有人格；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没有责任就没有良知。敬爱的江总书记教导我们说：“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尊重生命是最大的善，不尊重生命是最大的恶，而我们的学校教育中不尊重生命的现象太多太多了，我们能指望这样的教育培养出健全完善的人性和刚健俊拔的民魂吗？

（四）所以，作为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肩上的责任犹如泰山压顶。语文教学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越想越糊涂，不，应该说越想越清楚。语文教学可以说到处都是问题，所有论者的批评都是对的，其中“误尽苍生”之说最中肯。那场大讨论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据说是不了了之——我们从来就没有坐下来认真讨论问题的习惯。语文教学也可以说什么问题都没有，也就是说所有问题都不是语文教学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和其他什么问题，它是不可能在语文教学内部得以解决的。为什么数理化等学科没有那么多吵吵嚷嚷的事情，因为语文学科跟培养什么样的人有直接关系。想想吧，我们真的需要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和民主精神的人吗？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又出了几个这样的人的呢？

（五）那么，现在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有一段时间，我为自己是一个语文教师而深感自豪。语文是一门多么重要的基础人文学科啊！即使在我发现她已经完全堕落成工具之后，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她的命运，至少我手上每年有两个班100多个学生，我可以致力于开拓学生的人文视野和心灵空间，用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滋养他们的精神。来自学校领导和家长的压力我能顶住，但是，我没想到，其实我是应该想到的：学生根本不买你的帐！原因很简单，他们要参加高考。这时，我看到了上文引用的易卜生和茨威格的话，他们教我“逃向自己”、“救出自己”。我能救出自己吗？我连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后来我又看到别尔嘉耶夫的一段话：“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不可能生活在现在，他们是生活于未来。”我不是知识分子，尽管我读过几年书；我也不想去坐牢，尽管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教师，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我只能生活在现在，但是，我可以逃向未来。

是的，逃向未来……

200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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