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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把·钢琴·大观园
       ——听中科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谈教育
                   本报记者　刘华蓉

　　认真、细致、严谨、宽容，杨福家教授身上有一种学者特有的儒雅之气。记者先后专访杨福家两次，一次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因为要做“点击”版，又请杨教授接受再一次采访，这次谈了2个多小时，杨福家的爽快、亲切和宽容出乎记者意料。
　　刚刚担任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在赴英履新后回国参加“两会”。他是全国政协委员，被教育界的委员们推举为第32组的小组长之一。说话舒缓但极富条理，坦率而生动，爱举例说明，不讳言我们存在的不足，也不讳言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地方，谈到兴头处，伴随着宽和的笑声，这就是杨福家。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工作仍然以国内为主，在复旦大学还有一些研究题目，现在还兼任着自己已经做了14年的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所长，还是江阴一个私立大学培尔大学的校长。
　　教育与科技，谁更重要？杨福家回答说：当然是教育。谈到教育，杨福家有很多想法。这时，他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教育家，一个对教育有深刻感受和感触，并把这些感受和感触表述出来了的人。去年，为华东师大举办的国家级中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训班讲课时，杨福家与一些知名的教育学者共同主讲的是“师德和教育理论”。在聆听了杨福家关于教育的想法后，记者擅自给他的理论命名，称之为火把理论、开门理论、大观园理论、钢琴理论。

　　火把理论

　　学生头脑是一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
　　优秀的教育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思维发展的环境。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基础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火把在良好的环境中“星星之火，燎原大地”。营造优质环境的关键中的关键是教师，教师要做学生头脑里火种的点火者，而不是灭火者。
　　杨福家说，学生有没有创造性，关键在中小学，中小学关键在教师，教师学会启发学生很重要。没有好的教师，很难希望能够培养出大批有创造性的学生。要做一个点火者，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该如何当个好的点火者？杨福家讲述了费尔马大定理被彻底破解的事情：数学上有一个难题，是关于小学阶段就要学习的商高定理的，法国科学家在360年前就提出来，多次方行不行，并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是后来如何证明成了数学上的一个谜。1953年，有个英国人出生了，他10岁的时候，中学数学教师讲授商高定理，告诉学生有这么一个谜，这个学生开始对这个谜感兴趣。到1985年，这个学生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教授，在埋头研究8年后，终于在1993年破解了费尔马大定理，轰动全世界。
　　在给600个中学数学教师讲课时，杨福家问：谁知道这个定理？大家都举手。当问有谁知道法国人提出的另一个定理时，有60多人举手。再问有谁在教学生商高定理的时候，把法国人的定理和数学史上的这个谜也告诉了学生时，只有一个人举手。
　　教育工作者的对象不是完人，应当看到，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长处，学校的责任是教育引导学生不断自我完善，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不能再用差生这个概念，学生在分数上可能低一些，但是其他方面可能很优秀。
　　杨福家讲的这个事例与复旦有关。复旦物理系过去有个学生书读得马虎，玻璃却磨得很好，老师就发挥他的长处，对他进行鼓励，并不因此限制他、歧视他，这个学生毕业后到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磨出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天文望远镜的玻璃。
　　谈到教育观念，很重要的就是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要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中心是很具体的事情，可以体现在很多小事上，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够。
　　自己身为复旦大学校长的时候，不是亲自给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而是让一个学生代表来把学位证书成捆地领回去，我感到很惭愧，对不起学生。
　　在诺丁汉大学短短几天时间里，杨福家感受最深的是这里对学生的尊重和以学生为中心，杨福家心中的歉意也正是来源于此。
　　新任诺丁汉大学校长不久，杨福家就亲身感受了教育该如何以学生为中心。他担任诺丁汉大学校长主要有3项任务：一是组织学校董事会议；二是代表学校参加重大活动，比如接受英国女王颁奖；三是出席学生毕业仪式，亲自给每位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在这3项任务中，校长如果万一有事，前两件都可以委托副校长代表，惟独给学生颁发学位证书，校长“无论如何必须参加”，并且要亲自为每个学生颁证，否则会被视为重大失职，因为这个仪式是学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因此是学校最隆重的仪式。
　　为了说明自己的感受，杨福家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前不久代表诺丁汉大学接受女王颁奖，当时学校只有10个出席名额，让杨福家没想到的是：学校在这10个名额中安排了4名学生。而这是杨福家在国内大学校长生涯中难以想像的事情。他说，从中你可以看到对学生的尊敬。
　　尊重学生还表现在尊重学生思考的权利，尊重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疑问，保护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愿望。杨福家说，一个8岁的孩子也可能接触世界难题。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要保护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并且要勇于承认自己不知道，而不能用回避敷衍的办法甚至呵斥提问的学生。他比较东西方的情况说：西方的教师回答学生提问时说“我不知道，我不会回答”是很自然的，但是中国的教师好像还不能适应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潜能，英语叫potential，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这种潜能能够被开发出来，这与教师的关系很大。做学生的点火者，就是要激发学生的潜能。
　　在高中，我从一个学习成绩很差、又很调皮捣蛋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学习优异的好学生，当时的老师我现在都还记得。杨福家给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初中时，杨福家还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孩子，因为在黑板擦中塞进了一支粉笔，老师没法擦黑板，加上平时调皮在老师心中没有什么好印象，被学校勒令退学，不得不转入另一所学校。
　　高中时，杨福家进入上海格致中学学习。在这里，他看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学到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生命因此而苏醒。在当时的格致中学，四周的学生都很努力，有学习上进的气氛，数学、物理、英语等科目的教师课都讲得好，对学生也很好。用杨福家自己的话说，他开始醒过来，觉得以前那种调皮的生活没有什么意思，决心好好学习了。杨福家说：我小时候就开始念英语，但是念来念去从没有念进去过，直到进了格致中学，这一切都改变了。到高中毕业时，他的学业成绩已经十分优异了。
　　有感于中小学教师对学生一生影响的重要，杨福家总是很乐意给中小学教师做报告，去年，他就应邀为中小学教师做了至少6次辅导讲座，每次，他都要对这些教师们讲该如何启发和引导学生。
　　在中小学阶段，最需要教给学生的是人生观和爱国主义。中小学和大学一二年级，是奠定人生观的重要时期，经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应当懂得如何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杨福家在自己的母校上海格致中学设立了一个奖学金：爱国奖，奖掖那些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年，他都要回到自己的母校去为学生做报告，主题是爱国主义。
　　在丹麦，杨福家见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玻尔引用安徒生的话说：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心中世界开始的地方。玻尔立誓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做出让世界承认的成果，并最终摘取了诺贝尔奖。玻尔所引用的那句话和玻尔的爱国精神让杨福家非常感动，并深深影响了他。杨福家说，我也有个决心，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建立起世界认可的基地。80年代，杨福家带领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世界公认，英国诺丁汉大学在发布杨福家担任校长的消息时说：我们荣幸地推举出了一位国际校长。校务委员会之所以推荐杨福家教授担任这一职务，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其擅长的学科领域享有国际声誉。
　　在祝贺杨福家教授就任英国著名的诺丁汉大学校长的信中，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说：这一荣誉是我们教育界同行的骄傲。

　　开门理论

　　让学生学会自己拿着钥匙去开门
　　专业知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将越来越快，也许到学生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所学的知识已经过时了。学生在一个大学校里所感受到、经受到的气氛，那才是会让他终身受益的东西。教了他怎么做人，教了他怎么思考问题，将来他就会自己拿着钥匙去开门，这才是学生最需要从大学学到的东西。
　　1993年，杨福家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后，撰写了一篇题为《教授的职责》的文章，认为学校和教师一要教学生怎么做人，二要教学生怎么思考问题，最后才是教学生具体的专业知识。杨福家至今没有改变这些观点。
　　杨福家认为：学校教育要提供给学生一个成长的环境和氛围。针对一些学校办网络学院，杨福家强调说：网络教育是有用的，但是它应当主要在成人培训、干部培训中使用，对需要接受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网络学校是不够的，因为学校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它要教学生怎么做人，这是网络教育难以实现的。
　　不管一个人取得了多么值得骄傲的成就，都应该饮水思源，应当记住是许许多多的人为你的成长播下了最初的种子。英国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说过，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协作的精神应当处处体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Team work应当成为我们复旦的精神。
　　这是杨福家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对在国际大专辩论赛中获奖的学生表示祝贺时说过的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20世纪初爱因斯坦一人拿诺贝尔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教育中，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精神很重要。他仍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最近科学上的最大成就是人类基因组图谱的测定，2月15日的《自然》和2月16日的《科学》杂志公布了有关的论文，两篇论文的作者都有几百人之多，现在是大学科和交叉科学的时代，团队精神很重要。在学校，学生该学习到如何做人，应当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

　　大观园理论

　　让学生自由自在地到处观赏、探索
　　见到哈佛二年级的学生，我们会很习惯地问他读什么系，但他会回答没有系。哈佛大学只有一个学院，就是Harvard College，学生分专业是大学二年级之后的事情，学生经过两年的基础学习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主修一门专业。但是专业意识比较淡，有很多课程可以选择。大学毕业后，可以进入研究生院深造。这种宽基础、宽专业的培养方式带来了与专业分得太细的培养方式全然不同的结果，学生进入哈佛，就好像进了一个大观园，可以到处观赏、探索。要真正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一定要让学生有宽基础、宽专业，专业不能分得太细，专业分得太细就如同把学生局限进了一个小格子，没有自由探索和观赏的余地了。
　　杨福家曾经在哈佛医学院做过一个小调查，在160个学解剖的学生中一半以上原来不是念理科的，而是学文科的。他说，在我们这里，你简直没法想像，别说读文科的不能学医，就是读理科的也不行，或许读生物的还勉强可以。
　　对国内一些大学专业越分越细的做法，杨福家评论说：一开始就把学生专业搞得很死，这步棋走下去很不妙。
　　在中小学，更应当强调基础宽厚。杨福家认为，中学阶段进行文理分科是不科学的，学生中有偏科的没有关系，不必要把学生人为分成文理科。应当尽可能让学生了解得多一些，中小学生看的书应当尽可能广一点。他建议，以后招生考试就考语文、数学和外语就行了。考数学看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如何，考语文，看你的表达能力如何，外语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手段和工具。其他的课程应该学习，但是不必都要考试。
　　杨福家评论说，现在的课程难度偏深，大学的课程在中学念了，研究生的课程在大学念了，这是不恰当的，教材必须要精简。
　　学校建标志性的大楼，我感到这是大错特错了。清华大学的建筑哪个学校都可以模仿建造起来，但是清华的传统是一年两年学不来的。一流大学不是靠校舍、大楼，主要靠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靠对社会做贡献，靠培养一流人才。对一所学校而言，最重要的是人才，是为人才创造能够出成果的环境。
　　对一个高校而言，大师与大楼谁更重要？毫无疑问是大师。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杨福家举了一个例子：1999年，剑桥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是复旦大学的10倍，复旦当时的科研经费是1.3亿，但是剑桥用来买仪器的经费只不过是1/10，其余用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招聘人才，而我们的科研经费全部买了仪器。剑桥大学有个有名的分子研究实验室，实验室的设备并不怎样领先，中国好几家单位都有，有的甚至更先进。但是这个分子研究实验室中有11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桑格斯两次获得过诺贝尔奖。杨福家最推崇的是桑格斯说的一句话：我的任务就是物色人，人物色到了，随他做什么事情。杨福家呼吁说，国内的高校一定要注意给研究人员一个充分好的环境，有的研究项目是有花可开的，有花可开还要有环境，有一定的土壤，才能开出花来，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是出不来大成果的。

　　钢琴理论

　　高校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坐标
　　不同的学校要构成一个系统，好像是一架钢琴一样，或者是一支交响乐队，你要奏出动听的音乐来，必须是由不同的键或不同的乐手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大家都发同一个音，这个交响乐就奏不出来了。如果找不准自己的定位，一所大学不可能办得好。
　　这是杨福家教授针对高等教育发表的意见，坦率而生动。杨福家说：我们很多高校都在追求培养研究生，我们需要每个学校都培养博士吗？没有这个必要的，你只要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了就是尽责了。大家都讲要办国际一流，这不符合教育规律，也不大可能。学生和社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学校来满足他们，整个教育应当像一架钢琴，大家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必要的社会分工是演奏出动听音乐的前提。
　　杨福家认为，每个高校都扩招、大家都宣称要办国际一流，这不一定合适；一个好的高等学校并不意味着必须培养研究生和博士生，没有这个必要。他举例说明优秀的高校不一定要追求大，也不一定非得培养研究生：美国有3688所大学和学院(university和college)，一般来讲，他们都很注重自己的办学定位，其中相当一批是社区大学和学院，学生毕业以后到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去深造。加州理工学院只有2000多名学生，学校成立之始，董事会就规定，不管谁当校长，这个规模都不允许扩大。由于坐标找准了，它照样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了一流的人才，包括中国的谈家桢和钱学森。复旦大学以前的校长谢希德教授念书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在美国是非常优秀的一所高等教育学府，它的学生毕业后进入很有名的高校去念研究生。但它只是一个学院，不能培养研究生。
　　杨福家反问，什么叫一流？一流不是大的，美国有5万人的学校，但它们几乎都不是一流的。5万人的学校也是需要的，正如江总书记在国外访问时经常讲的那样：世界是多样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你不能要求一个颜色。
　　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现象，杨福家直言：怎么可以用行政的东西来评价和衡量学校呢？行不通的。在参加教育界联组会讨论时，江泽民总书记讲得太清楚了：学校是不是一流，不是钦定的。这是很对的，学校的水平不能用行政来判定，学校办学水平如何要靠自身实力和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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