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我庆幸出生在小山村
据《中国妇女》杨丽萍/文
我比较喜欢对事物处之泰然，包括欢乐和痛苦。我母亲是白族人，她从山上嫁到所谓的坝子里，以为就是跳了龙门，从此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当了兵，在部队任过侦察排长。我妈本希望他复员后别回农村．在外边找份挣薪水的工作，可他硬是带着一千多元钱的退伍费回了村。我记得当时家里的日子一下就宽裕了不少，用石头盖了几间房子，要知道在当时，村里多数人家的房子都是土筑的，现在，我们做子女的都有了自己还不错的事业，也想让父辈们享享清福。前几年，我在北京南郊买了块地，自己设计了幢别墅．把母亲接来北京，住在我新建的别墅里。尽管我在花园里种了高粱、葫芦、丝瓜、葱、蒜等农作物，想让一贯不安于清闲的母亲平时侍弄，可老人依然想念云南那块充满乡音乡情的土地。我后来理解，我们这代人的长辈，应该在经济上都不会向子女索取什么了，他们要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给予，这其中就包括对故乡的眷念。
我的童年，物质生活相对是清苦的，家里没有电灯，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取暖用柴火。因为我们是边远山区，我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是在村子里，就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没有电，电影得用脚踏自行车带动发电，才能放出画面来，而且声音很不准。大概在我七八岁时，我第一次看了电影《白毛女》，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那基本上是我生平第一次认识外来的事物。作为家里的老大，我小时候得帮母亲干农活，现在想想，其实干活也就是在舞蹈。比如，我追赶野兽的身影，我下地认真种卷心菜时的专注，那都是舞蹈在生活中的表现。
舞蹈《两棵树》、《女儿国》是我反映爱情题材的作品，很多人认为我向往的爱情就是舞蹈中展现的那样缠绵和肝肠寸断。其实，我是个平和到骨子里的人，我觉得所有的事都是应该的或者不应该的，不用太多去强求。年轻的时候，我对爱情的处理方式比较浪漫，也渴望爱情。等到后来我就知道，爱情是不能去强求，不能去伤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学会尊重所有的东西，包括爱情、金钱。如今，以我的理解，爱情、婚姻是一种缘分。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可能是有缘、相爱才走在一起。傣族根本没有婚姻这一说，就是两个人相爱而结合，相互间没有爱了、缘分尽了就自行解散。有朋友关心我现在的婚姻，我可以说的是，我和先生相互欣赏也相互独立，他是个真诚、友善的台湾商人，事业很忙。
我和许多云南人一样，庆幸于自己出生在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这里有太多的民族、太多的歌舞。当我看到绿春的神鼓只有一两位老人会敲，那几十套象征人类演变的鼓舞将随着老人的死去而死去，我痛心疾首。我们不能阻挡什么，我能做的只是马上行动起来，在没有更多外来资金的情况下，我拿出自己仅有的钱来创作排练，用舞台表演的办法将这些珍贵的民族歌舞记载下来，这就有了《云南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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